杨葵：虎坊路甲十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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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坊路甲十五号

© 杨葵／文

杨葵

　　很多当年写过诗的人，一定还记得虎坊路甲十五号这个地址，甚至可以准确背出它的邮政编码，100052。因为这里曾经是《诗刊》编辑部。曾经，天天有好几麻袋的诗稿被五十二支局的邮递员扔在院门口。
　　其实当时《诗刊》在这座楼只占一个单元。这是一幢红砖楼，共有五个单元。一单元有五层楼，是《诗刊》编辑部；后四个单元有六层，是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文联的干部宿舍。
　　这幢楼建成于1983年。刚盖好那阵儿，有南边那群七十年代兴建的旧灰楼比衬，颇有新贵之气。时过境迁，那片灰楼统统拆掉，拔地而起一大片簇新的商品楼，名字又雅，叫陶然北岸。这座红砖楼再怎么粉刷外墙、翻盖屋顶，也攀附不上时代的急促步伐，当即老态毕现。从此我管这座楼叫老楼。
　　叫老楼，不光因为面儿上老了，楼的里子，也就是楼里住的人，也很老。
　　这楼当年是作协和文联的所谓“高知楼”。两个中央直属单位的高级文艺干部，大多住在这里。七十年代末，他们被组织从四面八方捞回北京，恢复党籍，恢复待遇，趁着落实政策的兴头，群情激奋，蜗居在团结湖、前三门、和平里等处的狭小住宅，点灯熬油，为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做了大量实际工作。活儿做得告一段落，新鲜劲儿也过去了，人心一时有点涣散，作协和文联就联手盖了这座楼，安抚一颗颗受了几十年创伤的心灵。那时的高级文艺干部，今天如果活着，早已是耄耋之年，所以说这楼的里子也很老。
　　这块地皮，据说当年是特批给诗刊社的。具体批的当然是北京市相关部门，但这道批文的缘起，却涉及毛泽东。五十年代初，诗人臧克家等人为筹办《诗刊》给毛泽东写信，得到毛泽东倾情相助，还把自己的几首诗整理了，交《诗刊》发表。这段历史多人写过，我不赘述了。总之后来这块地就姓诗了。一场文革，全中国的房产户主乾坤大挪移，到了八十年代初，这块地皮上的一幢黄色三层小楼，却是归中央电视台所属。后来怎么讨价还价、据理力争，都不晓得了，总不外乎折中处理这条大原则。结局是一劈两半，虎坊路十五号是中央电视台某部门，虎坊路甲十五号属于《诗刊》的上级主管单位：中国作家协会。
　　我十五岁随父母搬进甲十五号院，二十五岁离开家长自己讨生活，在那里住了十年，耳濡目染，攒下一些记忆。真要写成文字，不过是些凡人琐事，而且太过零碎，很难连缀成文。但是细想想，也还算有特色，特色在一个老字：老楼、老人。
　　这个老，当然不止字面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我也说不清，先记下来吧。

一

　　九十年代初，电视剧热，而且时兴改编现成的长篇小说。有个导演朋友想起路翎的名著《财主底儿女们》，得知他和我住邻居，托我代为联络改编版权事宜。
　　近年来少年写作被人追捧，好像二十岁出头的俊男靓女，能写长篇小说很了不起。其实再早的唐宋元明清不必说了，六十多年前，十七岁的路翎就已经写了《财主底儿女们》。后来书稿遭战火焚毁，又重写。1945年正式出版后，胡风曾作如此评价：自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规模最宏大的，可以堂皇地冠以史诗的名称的长篇小说。
　　英雄相惜，可能也正因此，后来路翎成了所谓“胡风集团”的铁杆儿。早年胡风集团与他人论战，常被对方指责只有苍白的理论，拿不出一本像样的创作。自从有了路翎，胡风集团再也不怵这一软肋。五十年代中期，路翎被划在“胡风反革命集团”名下，在单人牢房过了很多年。重见天日，头发全白。
　　白头发的路翎在甲十五号很特别，独来独往，与所有人从不打招呼。住在楼里的，远近都算同事，见了面，至少会点头示意。当然也有迎面假装不见的，那是因为文人相轻，抑或左中右观点不同，道不同不相与谋。但是，假装不见也是一种打招呼，各自相遇那一刹那，心电图上都会起些涟漪。路翎则不然，是真的不理人，紧埋着头，想来即使与人擦肩而过，内心也是死寂一片。别人倒也不在意，一是因为长此以往，习惯成自然；二是因为，他十几年如一日，散乱的白发稀疏柔弱，衣衫陈旧且有些破烂，走路略有点跛，动作也不协调，偶尔抬头时，可见目光呆滞。大家从这呆滞，很容易联想起他受过的苦，明白他精神上所受刺激尚未彻底恢复。
　　但是，大家都想错了，他心里什么都明白。
　　那天晩上，我敲响路翎家的门。可能家里太久没来过外人，他老伴儿神色颇显惊讶地出现在门口。听明来意和邻居的身份，当即放松许多，将我迎进书房。
　　他们家太黑了。黑乎乎的墙，黑乎乎的地，灯光很暗，家具极少，且很破旧。暖水瓶还是那种竹制的外壳，在当时也要算文物了。所谓书房，不过比其他屋子多了一张书桌，基本看不到什么书。在这座楼里，见惯了别人家的精美装修、敞敞亮亮、满屋子的名人字画、满柜子的文艺图书，所以乍见这情景，我有点被惊着了。
　　老太太半身不遂好多年，但在他们家，显然还是当家的身份，招呼客人，端茶倒水。我和路翎谈话的时候，老太太寸步不离，服侍老头儿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当翻译——路翎说话非常难懂，不是口音的问题，而是发音方法奇特，乌里乌突一大堆声音在口腔、鼻腔、胸腔里乱转，到头来只是些字词往外蹦，联不成句，所以老是听不清他要讲什么。
　　跟老人说明来访目的，并大略介绍影视剧的现状，老人目光空洞地盯着我，看似基本没听懂，或者说根本就没在听。老太太在一旁不时重复我的某些关键话头，比如版权费之类，老人的表情仍是没有丝毫变化，我一时有点绝望。老太太大概看出我的内心活动，有些无奈地望着我，场面有些尴尬。
　　这时厨房烧的水开了，老太太一瘸一拐地去灌水。正在此时，老人好像突然从沉睡中醒来，一抹亮光从眼中迅速升起，一把揪着我的手问：你，出版社工作？我说是啊。老人立即起身，从桌上捧来一堆稿纸搁我手里说：新写的，你看。老太太拎着暖水瓶进了门，见状赶紧说道：哦，是他新写的小说，你看看吧。
　　再看老人，目光炯炯，和刚才判若两人，充满期待地看着我。我只能开始翻看。首先发现，稿纸是商店里买的，四百字一码的那种。这座老楼的角角落落，随处都能翻出几摞全中国最权威的文艺报刊专门订制的大大小小的稿纸，路翎的稿纸，却是来自文化用品商店。
　　翻看那些稿纸令我分外痛苦。我读过《财主底儿女们》，真叫才华横溢，激情飞扬；可我眼前这堆稿纸上的句子，磕磕绊绊，比中学生作文好不到哪里去。最可怕的是，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是“大跃进”时代好人好事通讯报道的惯有气息，全是概念，空洞乏味。我慢腾腾地一页页翻着，心思早不在上头，只想着如何抬起头来面对老人期待的目光。我能感觉到它射在我的额头，一分一秒也未间断。
　　最终硬着头皮抬起头，向老人微笑，我说：挺好的，我带回去仔细看。
　　我看到老人眼里流出极端的失望，完全颓了，本来紧紧抓在我额头上的两道光，一下子溃退得无影无踪。尽管我已经竭力掩饰，但是老人什么都看明白了。我有点不知所措，发愁如何结束这场拜访。就在这一刻，老人本来已经溃遁的目光，再次凝聚起力量卷土重来，不过这次不是期待，也不是失望，而是一万分的委屈。他突然呼吸急促，神情激动，嘴里比先前更加含混不清地乌里乌突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问他想说什么。他又说了一遍，还是没听清。这时老太太在一旁翻译道：他说，鸟关在笼子里时间太长了，放出来，就不会唱歌了。
　　路翎逝于1994年。他去世后好久，楼里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二

　　曾经有好多年，如果在傍晩，如果天气晴好，你碰巧路过虎坊路甲十五号，会在院门口的马路牙子上看到一位老人，气定神闲地坐着，一般会披着件外套，屁股底下垫块硬纸板，头随着汽车流动的方向微微摆动。如果绕到他正面，你会看到一张刻满深深皱纹的脸庞，双眼深陷，神情严峻。
　　他叫舒群，和萧红、萧军算一拨儿的，当年东北作家群里最仗义的一条汉子。萧红曾有一段时间被不良男人抛弃，是舒群伸出了挚友之手，无微不至。舒群早年参加抗日义勇军上过战场，蹲过国民党的监狱，做过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秘书。到延安后，做过鲁艺的第三任文学系主任（前两任是周扬和何其芳）。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前夕，曾给舒群写信，请他代为搜集“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反面的意见，要他“如有所得，请随时示知为盼”。八十年代初，他曾经以自己与毛泽东的亲密接触为蓝本，以小说的形式描摹出薄薄一本《毛泽东故事》。至今我还记得，书中的主人公叫殳群；还记得那书里遣词造句喜欢用四字组词，读着像汉赋，好比他写：中南海的门，大大开开。挺逗的。
　　在甲十五号院，论资排辈，舒群名列前茅。整个楼里只有他家占据了同在一层的两套单元。无论房间数还是总面积，远远超过了部长楼，不知他为什么选择了虎坊路而不是木樨地。
　　我家刚搬进甲十五号不久，有一天妈妈单位每人发了五十斤大米。总务处的人帮着送到楼下，妈妈没力气扛上楼，就先寄存在一层舒群家。晚上我放学到家，妈妈让我去扛米。
　　小阿姨开的门，舒群一家几口人正齐集厅里吃晚饭。奇怪的是，迎着门的上座位置，一个老头儿披件黑油油的老棉袄，居然是蹲在木头椅子上进食。我进门前明明准备好要叫伯伯阿姨的，可见了这场景，一时竟没叫出口。依我本来的心理准备，要叫伯伯的这位是个大干部，可眼前这位太不像了。后来看到一些影视作品表现解放初期那些进城干部家里来老乡，一律土得掉渣儿，对，那就是舒群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毛泽东故事》出版之后，舒群就少有新作发表了。他和几十年的老朋友丁玲联名当主编，筹办起名噪一时的《中国》杂志。可在杂志最火的时候，他倒退居二线，不见了身影。
　　每天上楼下楼会经过他家，突然一天发现，门上贴了张纸条，七八寸长，三四寸宽，上边竖写了两行字：有重病人，请勿打扰。用的是枯墨。
　　不过，这样的字条，可能更像老人一种生活态度的宣言：远离尘嚣，不问世事，静静安度晚年。老人的身体其实并无大碍，因为碰到好天气，还会看见他拎张硬纸板，驼着背慢慢踱向院门口的马路牙子。坐到暮色四合，家人会来叫他回去吃饭。他应一声，当即起身。想来看汽车这种事，也是兴之所至，随时可以抽身而出，兴尽而返。
　　我上大学期间住校，每个周末回家。有一次正要进院门，突然背后有人喊我，回头一看，舒群正一边在屁股上拍打那张硬纸板上的灰土，一边向我招手。
　　老人问：你在北师大念书？
　　我说：是啊。
　　老人问：你们学校可有好老师啊！
　　我说：嗯。
　　老人问：有个陆宗达先生，知道吗？
　　我说：进校的时候，他给我们做过古汉语讲座。
　　老人一听瞪大眼睛，难以置信的神情，感叹道：福气啊！
　　我傻笑。
　　老人又说：我有问题想请教陆先生，可是腿脚不方便，没办法登门拜访，能代我转封信给陆先生吗？
　　我说：没问题。
　　老人拍拍我说：你在这儿等会儿我。
　　说完竟是带点小跑回了家。隔不一会儿，拿了一个信封出来交给我，说：一定啊，一定啊。
　　当天晚上，我打开那封没有缄口的信，里边两张纸，一张上面写着七八个奇形怪状的汉字；另一张则是一通谦虚实诚的短简，大意是说，自己正在整理古代的话本小说，每天沉迷于故纸堆，遇有几个生僻字，查遍古今所有字辞典，均无所获，“恭请陆先生教我”。
　　这比那次把他认成老农民更让我意外，在我印象中，舒群这一拨儿的作家，文学作品可能写得挺好，但是说到和古文啊、学问啊沾边的事，断无他们的份儿。万万没想到，老人闭门谢客，竟然在钻研一个古代的课题。
　　我当时读中文系，专有一门课，就叫工具书使用法。课堂设在系里的工具书阅览室，里边从古到今所有和汉语有关的工具书，好几大书柜。我回学校后，并未直接去找陆先生，而是自己先跑到工具书阅览室，翻箱倒柜查了一溜够，希望能独立完成老人交给的任务，也好到老人面前显摆。结果是一个字没查到，还得去求陆先生。
　　陆先生是黄侃的弟子，当时的古文字学权威。他看完来信和那几个字后，当即走到书案前，没查任何字辞典，拿起纸笔开始写，每个字读什么音，如何释意，大致起源及用处是何……就像在解释“的、地、得”这样简单的字。一刻钟工夫，一张墨迹尚未干透的八行笺已经拿在我手中。
　　下一个周末，我刚走到甲十五号院门口，舒群老人已经站在那里等着了。我把陆先生的那张答卷递给他，他一边看一边点头，问我：陆先生查的什么书啊？我说人家什么都没查。老人抬头，眼睛瞪得老大。然后又埋头看，一边大声感叹道：学问哪！真有学问哪！真有学问哪！
　　那之后每次逛书店，我都会留意舒群整理的话本小说是否出版，但是直至今日未见踪迹，到底出没出，也没去细打听。
　　舒群逝于1989年，没隔多久，他的老伴儿夏青也离开人世，两人离世的日期挨得很近很近。听楼里人说，老太太是死于悲痛，因为俩人感情笃深。
　　老太太在我印象中，对人特别好，每次见到我都特别慈祥地笑，眼角全是深深的褶子，像一个农村家庭的老奶奶。直到她去世，我才听说，老太太是评剧艺术创始人张风楼的女儿，年轻时候是评戏的一代名角儿，艺名叫小葡萄红。当时有个说法：听评戏，关内新凤霞，关外小葡萄红。

三

　　甲十五号的老人当中，就我所知，有两个人特别好酒。个陈企霞，一个唐因。
　　陈企霞是浙江人，乡音浓重。关于他的故事很多，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一是说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老伴儿为其身体考虑，禁了他的酒。他就长年和老伴儿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手段极为高明，不管老太太如何实施三光政策，老头儿每天早上一睁眼，总能从床底下捞出个酒瓶，咕咚就一口。
　　还有个故事说，老头儿太性情了，给子女起名字特别偷懒。老大生在延安，所以就叫陈延安。依此类推，1949年后在北京生了孩子，就叫陈北京。可是后来生活稳定了，不像战争时期四处漂泊，一直在北京定居。陈北京的妹妹出生了，家人犯了难，问他这回该叫个啥。他说这还不简单，就叫陈幼京嘛。
　　唐因是陈企霞的学生。陈企霞主编《文艺报》的时候，他是报社的编辑，当时以于晴为笔名，写了不少文艺评论。“丁、陈反党集团”案发，唐因被当成丁、陈的“喽啰”，下放到东北。1979年落实政策后，他重返《文艺报》工作，做副主编。八十年代初，有一场批判白桦作品《苦恋》的运动，声势浩大，惊动中央主要领导直接指示如何结论。后来在《文艺报》刊登的那篇著名的长篇大论《论〈苦恋〉的错误倾向》，即出自唐因、唐达成二人之手。1984年第四次作代会开完，唐因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鲁迅文学院首任院长。
　　唐因算是文艺干部里头最学究气的那类人，对人情世故完全不放在眼里，特立独行，狷介之士。晚年的唐因对很多人很多事看不惯，喜欢骂人。有一次他给文艺报社打电话问事情。接电话的是个年轻人，听到老人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唐因，因为完全不知渊源，便像对待普通读者一样粗暴冷漠地说：你有什么事儿？几句对话下来，那小伙子还没摸清对方什么来头，已被老头儿劈头盖脸一通暴骂。后来单位领导找小伙子谈话，说那是老领导，人老了，脾气又不好，你就是装也该装得客气些。
　　不要以为唐因这是斤斤计较他人的尊重，他只是兴之所至，脱口而出，他心里不存这些事，他有好多重要的事要做。比如看书。
　　有一天我回家，刚进楼门，就听楼梯处传来踉踉跄跄的下楼脚步声。不一会儿，唐因出现在我眼前，披头散发，跌跌撞撞，脸上却是无比快活的神情。见到我，远远伸过手，使劲胡噜我的头发，哈哈狂笑，口中念念有词：哈哈毛头小伙儿！毛头小伙儿！好啊！毛头小伙儿。说完飘着就出了楼门。
　　后来得知，他那天读书，读出意外的大惊喜。几十年前，他在编辑稿件过程中曾经读到一句宋诗，当时查遍所有能找到的资料，未见出处。从那以后，这个疑惑就一直存在心上。那天偶然翻阅一本书，终于找到迟到了几十年的答案，所以喜成那副癫狂模样。
　　唐因还有件重要的事，是看球。可能和当年被流放黑龙江有关，他喜欢看冰球比赛，电视凡有转播必不放过。可他高度近视，看球过程中，不时需要趴到电视屏幕上找那只小小的球。有时趴在那儿也找不着，就纳闷地自言自语：球呢？球呢？
　　再有一件重要的事，是养猫。唐因晚年养了好几只猫，经常对着众猫聊天。有天正值有冰球赛转播，我从他家门口路过，听到屋子里唐因又在问：球呢？球呢？然后只听“喵”的一声，再然后唐因呵呵乐，跟猫对答道：哦看到了看到了，还是你眼尖。
　　1997年，唐因去世。那些猫下落不明。它们如果尚在世，一定会很奇怪，怎么没人再问它们球呢球呢。
　　我把陈企霞和唐因并在一起说，除了二人都好酒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曾遭遇过亲人自杀的悲恸。这也很可能是他俩晚年沉溺于酒的原因之一。
　　唐因早年的老伴儿，在全家流放东北期间自杀。陈企霞最小的女儿陈幼京，热爱写诗，曾经出版过一本很薄的诗集，得到老诗人蔡其矫的高度评价。八十年代中，陈幼京继承父业，在文艺报社做编辑。有天一大早，第一个到单位的一位大姐照常打开办公室的门，发现已经自缢身亡多时的陈幼京。

四

　　甲十五号的老人当中，我和唐达成接触最多。不仅因为他是我父亲的老同事，又同住一个单元；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有个儿子和我同年，叫唐大年。1979年，我家从江苏，他家从山西，分头回了北京，我和大年头一次相见，直至今日，三十年了，一直像亲兄弟一样，三天一小聚，五天一大聚。所以我常在达成叔叔家里耗着。
　　达成叔叔刚回北京那段时间，创作力旺盛，像憋屈多年，终于有了正当渠道可以宣泄，一连气写了很多对当时小说、电影的评论。1984年以后，他做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从此写得越来越少。
　　有一年冬天，忘了为什么，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吃晚饭。是在他家，阿姨和大年都没在。他从厨房拿出一个电磁炉，说咱们吃火锅吧。冰箱里有羊肉，还有些熟食，楼道里有冬季贮存的大白菜，他还开了一瓶汾酒，我俩就着锅子喝起来。那天他说了不少话，好多是他的人生体会。可惜那些内容对一个少年来说过于深刻，我到今天记不全了。零星的片段还依稀记得，他说，当官天天要处理好多杂事，张三离婚了，老婆到单位来闹；李四要分房子，也来单位闹。人人遇矛盾都往上推，最后都推到他这里，太浪费时间了，有那工夫，可以读多少书、写多少文章啊。感慨完，他有最后的总结，说做人还是要外圆而内方。
　　达成叔叔去世之后，我看到不少人写的回忆文章，都说到他当官那几年内心矛盾。老人当时内心具体如何，那些揣测在我看来，恐怕都说得太过简单，太过想当然。可到底什么样子呢，我也不去无谓地乱揣测，总归每次看到那样的文章，就会想起他这一席话。
　　1989年，我大学毕业。毕业前我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实习，可能表现尚佳，社领导暗示我可以留在那里工作。可我更想去作家出版社。我找父亲，请他向当时作家社的社长从维熙求情。父亲拒绝了我，说有本事自己去闯。我跑到达成叔叔家，我说我要去作家社，你跟他们说说吧。他当场爽快地答应，但屁股并未挪窝儿。
　　我说：那您打电话啊。
　　他说：啊？现在就打啊？
　　我说：过后您就忘了。
　　老人被逼无奈，起身去打电话。
　　还记得他在电话里说：维熙啊，给你派个人去，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给我。
　　第二天我就去了作家社，当天就领到一部小说稿，命我带回家好好读了，写一份审读报告来看。我心里明白，面试通过，该笔试了。
　　两天以后，我读完小说，洋洋洒洒写好两页纸的审读意见，打算第三天一早去作家社交卷。晚上和大年通电话闲聊，达成叔叔突然让大年转告我，审读意见写完先送他看。
　　第二天我到他家，递上那份审读报告，达成叔叔当即坐到办公桌前，戴上老花镜仔细看起来。一边看，一边帮我改了几处用词。看完微笑着肯定了一句：嗯，还不错，回去再抄一遍吧，别让人看出来我改过。
　　1989年，我到作家出版社正式报到上班，达成叔叔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突然离休。后来我在作家社工作得还算出色，也算为老人争了光。晚年的达成叔叔好几次见了我，都会说一句玩笑话：我唐达成最后一次为人民服务，就是为杨葵服务啦。
　　老人离休后天天在家写字画画，每次去他家，他都要展示新作品。有一次双手举着幅画问：怎么样？有没有点意思？美院一年级学生的水平总有吧？我逗他说：不止，至少是二年级。他听了很开心，哈哈大笑。
　　老人重病那段时间住医院，我不时会陪大年一起去看他。还记得我们仨在病房中看了香港回归的电视实况转播。病房里的小桌子上，笔墨纸砚齐备，他还在写诗作画。我还记得，就在那段时间，他为《中篇小说选刊》创刊多少周年纪念日，用丈二宣纸写过六个大字：人心齐泰山移。字巨大，笔力苍劲，完全不像出自病人之手，多年的功夫力透纸背。
　　一天闲聊起来，我问：您现在最想做什么事？他说：很想好好整理一下这些年的字画，找个小场地，办个小型的书画展。
　　这个展览后来在炎黄艺术馆办成了，可惜那时老人已不在人世。从展览开幕那天起，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帮老人出一本书画集。这个愿望终于在2002年得以实现。拿到《达成书画》第一本样书那天，翻着一页页散着浓重油墨味的熟悉的字体、熟悉的笔触，我觉得叔叔仿佛就在眼前。

五

　　甲十五号的住户之间，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联系。
　　比如前边讲的唐因是陈企霞的学生。其实这个楼里，陈的学生不止他一人，唐达成也是，还有后来做过中国文联党组成员的刘剑青，还有我的父亲杨犁。他们四个是五十年代《文艺报》的青年才俊，一同上下班，一同下馆子，也曾挥斥方遒，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一场政治风云让他们几十年天各一方，再聚首，都已是五六十岁的老人。
　　四个人同住一楼，但平日各忙各的，互相之间还有些因性格、公务而生的小摩擦，难得碰头闲聊。直到有一年，陶萍阿姨来北京，痛痛快快大聚了一场。
　　陶萍阿姨的丈夫叫萧殷，是个评论家，做过《文艺报》的主编，所以也算四个人的师父。萧与唐因及我父亲的渊源要更深些——他早年在华北联大（即中国人民大学前身）任教，唐因和陶萍阿姨是他真正的学生，而我父亲当时也在那个学校，给文学院院长成仿吾做助手。
　　萧殷晚年一直在广州，桃李满门。他去世后不久，陶萍阿姨来北京散心，四个当年的兄弟在我家大排筵宴。我家住六层，陈企霞住在隔壁单元的六层，快八十岁的病号前后爬了十二层楼也来了。大家在一起大口喝酒，大块吃肉，气氛热烈得叫我在一边都受了感染。那顿饭局后不久，广东为萧殷立了一个铜像，哥儿四个又结伴同游广州，执弟子礼为铜像揭幕。
　　一句被人说烂的话叫“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忘情的欢聚时刻，死亡的阴影也已开始笼罩到他们各自头顶。没过几年，哥儿四个相继去世。巧的是，按照年龄顺序，一个个地走了，像事先商量好似的。他们四人的终年都是七十一岁。
　　老一辈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影响到下一代。在甲十五号院内，就曾有好姻缘成就，二单元戈阳的闺女，和三单元徐刚的儿子恋爱成亲，双方家长也是多年同事，这亲家走起来，是真省事。
　　还可以用我自己为例。我和前边提到的发小儿唐大年，上同一所中学，在同一个班，住同一幢楼。刚回北京时，两家住在前门东大街，他住十二层，我住十三层。后来又一起搬到甲十五号，他住四层，我住六层。我俩整天在一起，几十年过去，现在再坐一起，简直没什么话说，但是他一举手我即知他要做甚，我一投足他也明白我什么意思。成年以后，我们分头离开甲十五号，唐大年做编剧做导演，不少名片出自他手，比如《北京杂种》《十七岁的单车》等。
　　有一天，我正在家中闲坐，听到楼下邮递员大声喊我名字，说有电报。飞奔下楼取了，看半天没明白上边说的是什么。纳闷中翻过头再看收电人姓名，才发现人家邮递员原来喊的名字叫杨小葵，比我的名字多了一个“小”字。按照电报上边写的单元、门牌号，我把那份电报物归原主，原来四单元江晓天家的儿媳叫杨小葵。
　　江叔叔是当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大编辑，没有他，就没有姚雪垠的《李自成》。后来也当官了，是中国文联的党组成员。他是有名的烟鬼，极瘦，任何时候嘴里都含着根烟。
　　后来我大学毕业，在中国文联大楼上班。有一天在电梯里，意外地再次听人喊杨小葵，这才和真人相识。再后来有一天，去文联音像出版社开剧本策划会，他们副社长主动到我面前自我介绍：我叫江淮，我爸爸叫江晓天，我媳妇叫杨小葵。
　　再比如，前不久一个饭局上，遇到当红女作家严歌苓。饭局组织者为我们互相介绍，我对严说：我二十多年前就认识你。
　　严歌苓原来的先生，是写《李双双》《黄河东流去》那位老李准的公子，和我同住一个单元。小夫妻俩刚结婚时，常在楼里挽着手出出进进，夏天的傍晚，会在楼下打羽毛球。还记得那时的严歌苓非常漂亮，非常爱唱歌，有时在家坐着，听到楼道里有清澈的歌声，就知道李家的儿媳回来了。
　　前几天整理旧照片，发现一张上高中时候拍的照片，背景是我发小儿唐大年的小屋，所以手执相机的，必是大年。昏暗的灯光下，我举着一本书，书名叫《绿雪》。忽然想起，这正是当年严歌苓新出版的长篇小说。

六

　　最后写写我的父亲吧。
　　2004年，西南联大校友会的会刊要编辑我父亲去世十年的纪念特辑，要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实在不想写，原因说出来也很庸俗，就是想说的太多，不知从何说起。后来还是勉为其难写了。此番就将这篇文章略加修改，附在最后。我有我的用意，一是将其正式发表，也算我首次在正式出版物上缅怀我的父亲；二呢，这篇文章，是我眼中的父亲的一生，其实也不妨当作上边提到的所有那代人的一个缩影。

　　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觉得遗传的难以抗拒，越来越明显地在自己身上看到父亲的影子。常常不经意中的举手投足，突然会觉得似曾相识，仔细想想，是父亲曾经有过的。这个感觉让我有些无奈，因为说实话，老人的一生，不是我想过的一生，它苦难太多。
　　老人生在一个城市平民家庭，少年时代赶上时局动荡，颠沛流离，吃尽苦头。曾经听他讲，在四川上中学，当地柑橘大丰收，可交通不便，运不出去，最后就要烂在园子里，种植园主开恩，放穷学生进园子可劲儿吃，只是，不许带走。他说当时吃得呀，肚子撑得走不动道，胃也忍受不了那么多酸，别提多难受了。但是下次去，会吃得更多，因为平日饿怕了。
　　老人到晚年，一直偷偷在写回忆录，用的是笔记体，我偷看到几页。我是个文学编辑，能客观看待任何人的文字，我喜欢那样的文字，放松，平和，非常生动。写的都是学生时代的生活，在他笔下，那段生活如洗蓝天般清澈透明，字里行间看不出半点怨艾，但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都是苦难，饥饿、贫寒、受辱、挣扎。
　　老人有一套一寸免冠照片，自小学时代排起，中学，大学，工作……排满一整页相册。每次看到那页照片，我会想他在我这个年纪正干吗呢？今年我三十六岁了，三十六岁的父亲在干吗？照片上三十六岁的他，依然英武才俊，气度不凡，但是眉头皱得很紧。那一年，他得了顶帽子叫“右派”。
　　三十六岁，正是青年向中年过渡的关键，眼下的我亲历这场转变，深知一个人心灵上要付出多少代价，才能从容应对。可是老人在这个年纪，不容他有任何申辩、任何挣扎，你再忠诚，再努力，异己的帽子不戴也得戴，多少委屈只能生生地受着，他被流放苏北淮河流域那片盐碱地。命运送给他的，又是苦难。
　　我在苏北出生，慢慢长大，直到十一岁来京。现在回头检索那十一年，于我，正像老人晚年再写少年事，成长的欢乐占据了主要成分，但是里边也有阴影，这个阴影，就是父亲。
　　当时家里住在县五金公司的仓库区，空荡荡的院子，一半仓库一半住家。院子外边，是蜿蜒十几里地的林带，绿树浓荫、空气清新，却少有人去，因为那是当地的坟场。我个小孩子，开始怵忌，时日一长习惯了，整天在树林里疯，冬天烧枯叶，夏天摘槐花，除此以外，也实在没什么更好的娱乐项目。每天疯完回家，瞧见父亲的背影，心里的热乎气儿登时就散了。
　　家里没有像样的桌子，背对房门的东窗下，有台缝纫机，他就背对着全家，在那上边伏案工作，有时备课，有时念书，还有时写点什么。看他的背影很难受，因为那姿势总是很不像样儿，歪七扭八的。最常见的，是用手或肘抵着胃部，偶尔还会有痛苦的低吟传来。那时他的胃病很严重。
　　几年以后，医院怀疑是胃癌，他做了胃切除手术，切了三分之二。还记得那一阵儿他吃饭，只吃一口，神情痛苦。
　　那时候的他非常严厉，很少和家人说话，也很少看到笑脸。我和哥哥有时候耐不住寂寞，成心找点小事儿去问他，回答总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再怎么问，通常只有“不晓得”三个字。现在想来，我们问他的那些问题，他其实可以多说些什么的，只是身心俱疲，实在没心思说。他心里苦，不愿意在孩子们面前流露出来，免得让我们过早触及这些苦痛。
　　老人对我们的爱，表现出来竟是反方向的，是出格的严厉，我在幼时完全不能理解。家门口百米开外，是一条黄河故道，每到夏天，左邻右舍都会去河里游泳。我那时不习水性，但是贪玩心切，随着哥哥也去河里扑腾。怕被淹着，拿个洗衣服的木盆扶着，慢慢向河中心漂。父亲突然出现在岸边，把我拎回家，二话不说罚我跪下。
　　我当时委屈得眼泪狂流，他却视若无睹，背对着我备他的课。后来他让我起来，对我说了一些话，大意是说我那样做太危险，那条河旧日经历过一场战争的轰炸，河底遍布巨大的弹坑，夏天旋涡又多，他太怕我在河里出事，不发那样的狠，我不会长记性。
　　现在我明白了，当时再深一层的话他没说，他是要我们从小就懂得如何保护好自己，家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逆境，再也经不起任何打击了，要知道，万一那会儿我们有个什么闪失，不能指望任何人来帮助我们这样一个家庭。
　　我越成年，越能理解老人当年的严厉。这样对待孩子，也许不是最佳方式，可是他性格如此，既然装不出轻松，装不出潇洒，就把所有苦憋在心里，不触及他人，哪怕是自己的亲人。所以那些话，他只憋在心里，不说。
　　1979年初，老人平反回到北京。开始几年很兴奋，像当时所有重获新生的知识分子一样，全部身心扑向百废待兴的事业。急匆匆的身影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也和我们说不上几句话，但我们的感受和早年完全不同，因为老人脸上常常挂着笑容。可是好景不长，很快他又陷入新一轮的痛苦。
　　这时的痛苦，一方面来自世事的纷杂，事业的艰难。一件非常简单的事，要绕无数个弯子才能达到目的，你要想干正事儿，就要忍受无穷无尽的委屈甚至冤枉，这让性格耿直的他有点灰心。偏偏他又被人当成独具开创精神的人，从他重返北京，直至1991年离休，始终在做那些从头做起的事。先是几乎无中生有地编纂《六十年文艺大事记》、筹备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为领导人准备讲话稿；接着，几乎从零开始恢复《新观察》杂志；最后，又是平地起高楼地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几番打拼下来，即便是铁打的身体也经受不住，何况他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另一方面，这个痛苦来自身体。毕竟年岁不饶人，他心气儿高，工作起来老要拼命似的，可身体渐渐跟不上了。常看他下班回家疲倦地倒在沙发上，面色惨白。还不能劝，他不服输，越劝他倒好像受了提醒，意识到时间的紧迫，马上起身开始劳碌。
　　再一方面，也是最惨痛的一面，老人越到晚年，越觉得自己这一辈子走了许多弯路，做的那些工作固然有点意义，但并非最适合自己，也并非自己最想做的事。这让他内心越来越苦不堪言。
　　曾经见他填写一份履历表，其中一项问“有何业绩”，他对自己小半生的编辑生涯居然填的只是“增删字句，数字数，画版式，及相关杂务”。而对于在我看来意义重大的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也只有一句话而已。他此时已将这些看淡了。
　　如果重活一生，他会选择什么呢？他说想做学问。
　　老人离休后，常常只有我俩在家，各自窝在自己的房间，各做各的事。工作累了，就坐在一起闲聊聊。那个时候，他的心态从未有过的平和，心灵深处是安静的，所以常常讲起自己的一生。那些聊天的时刻真是愉快啊，常常聊到暮色四起，甚至夜幕降临，但我们浑然不觉。妈妈下班回家，看这爷儿俩会扑哧乐了，这么黑，都不知道开灯！
　　老人在那些聊天中曾经说，如果再活一世，他会去做学问。他说，自己爬墙头儿搞学生运动的时候，另一部分同学泡在图书馆里。现在那些同学都在学问上成绩斐然，他钦佩那些人。并非看低自己所做的那些工作，只是以一生的经验，到头来发现，这些事情并不适合自己，因为自己始终不习惯与很多人打交道。自己做学问，天资不算太高，可能最后也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成果，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得失全在自己，清净。
　　老人明确意识到这点，已是六十七岁高龄，没有气馁，也不怨天尤人，从头做起学问来了。他开始主持编纂《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目录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起步方法，这部辞典里，不光有作家的小传，最重要也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它收录了每一个作家每一部作品的出版目录。老人在骨子里，是个典型的传统文人，选择这一起步并不为怪。选择现代作家，当然与他晚年全力倾心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有关。
　　这部辞典耗时三年完成，耗尽了老人最后一丝精力。到现在，它出版已有十年，仍是同类工具书中最为翔实可靠的一部，我在工作中常会用到，每次拿起它，都觉得沉甸甸的，隐约觉得那是父亲的心血凝聚，还有一个普通人一生的苦难融化在里头。
　　其实，父亲这一代人，大多苦难一生，我眼中的父亲，不过是个代表人物而已。这代人从年轻时开始，命运中变数太多，来者全都猝不及防，比如父亲的逃难，比如父亲从北大到解放区，继而从事文艺工作，等等，很多时候来不及考虑，更不容选择，可如此一来就是一辈子的事。这不仅是父亲一个人的苦难，也是一代人的苦难，更是整个社会的苦难。活在眼下的世界，再来回想这些，恍若隔世，其实呢苦难只是换了一种形式与我们碰面，人生之苦从未离开我们半步。

　　本文选自《过得去》，杨葵／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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